在与不同对象性交时，使用安全套的经常程度

　　与不同对象的性交 每次/经常用者的比例 平均等级(4=每次都用) 标准差

　　1、与自己的配偶或者长期同居者的性交中 14.8％ 1.28 .66

　　双方都是单一伴侣的人之间 14.0％ 1.25 .63

　　有多伴侣者与配偶 18.8％ 1.46 .76

　　接受过性服务的男人与配偶 23.7％ 1.55 .74

　　2、与长期的其他性伴侣的性交中 20.4％ 1.68 .95

　　与长期交往的性服务小姐或者二奶 16.7％ 2.03 1.01

　　与不是性服务小姐的人 27.2％ 1.59 .91

　　3、与短期的其他性伴侣的性交中 30.1％ 1.97 1.30

　　与短期的其他性伴侣(不是性服务小姐) 23.0％ 1.80 1.25

　　与短期交往的性服务小姐 41.1％ 2.18 1.33

　　4、所有与性服务小姐的临时性交中 46.9％ 2.23 1.25

　　5、在调查前3个月内与小姐的临时性交中 65.7％ 3.18 1.14

　　在上面这个表格里，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表明了他们对于艾滋病风险的认识：与配偶或者长期同居的人过性生活是最安全的，与长期的其他性伴侣则不安全一些，与短期的其他性伴侣会更不安全，而与性服务小姐的临时性交则是最不安全的。

　　也就是说，由于中国人在艾滋病风险越大的性交中，就越多地使用安全套，而且最近以来（1999年5月－2000年5月）更多地使用；所以艾滋病的性传播的可能性，已经被再度地缩小了。正是这个因素，而不是什么扫黄或者精神文明，才使得2000年的性病报告率下降了。

　　如果这种良性状态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例如在性产业中实行"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的性传播很快就会不再是大问题。

　　二、叫避孕套，还是叫"安全套"？

　　在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中，许多人主张应该把避孕套叫做"安全套"。他们是好心，是想向人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个套不仅可以避孕，更主要地是可以预防艾滋病，因此人们更应该使用它。这些好心人预期：改叫"安全套"之后，它的使用率就会上升。

　　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男人突然戴上了这个套子，或者一个女人突然要求对方戴上它；应该如何向对方解释呢？如果非要把避孕套叫做"安全套"，那么究竟是谁不安全呢？是我还是你？如果是我，就等于承认我"有事"。如果是针对你，那么肯定就是怀疑你"有事"。无论是哪种情况，互相怀疑的两个人还能过性生活吗？（但愿这不是非要叫做"安全套"的本意――"无性最安全"。）

　　结果，越是相互信任的男女，越是相爱的伴侣，反而越不敢使用这个被叫做"安全套"的东西。同时，越是真的"在外面有事"的人，回家以后为了保密，也越不敢用它。也就是说，"安全套"这个称呼的效果是适得其反。

　　非要叫做"安全套"的好心人们争辩说：如果人人都明白，使用安全套一点也不意味着怀疑对方，那么上述情况就不会发生了。

　　好我的老天爷啊，这样的宣传教育得多少年才见效啊！艾滋病会给我们这么长时间吗？

　　当然，在"红灯区"里，叫"安全套"的效果就非常好。因为在那里，只有性，没有爱；双方互相怀疑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叫避孕套反而很别扭，因为客人才不在乎"小姐"会不会怀孕。

　　可是，仅此而已。难道我们能够让天下的有情人都按照嫖娼卖淫那样来衡量和处理双方之间的性关系吗？或者说，如果双方处于必须互相怀疑的情境之中，性生活过得还有什么意思？

　　当然，仍然叫做"避孕套"也不行了，因为"安全"确实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可是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吗？请到任何一家"性用品商店"里去看一看：那里的避孕套有各种各样的美称，例如"情舟"、"神威"、"加猛"等等。这些名字虽然只字不提避孕和安全，更不去标榜拯救人类的崇高目标；却处处适应着它的主要消费者――男人的需求；所以销售量会因此而增加的，对于预防艾滋病的切实贡献也会更大。为什么人家就这么聪明？仅仅是因为厂商是在花自己的钱生产，是真心实意地渴望着人们更多地使用自己的产品。

　　因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个套子干脆叫做"爱情套"或者"快乐套"呢？因为相爱，所以双方都要互相负责，所以都要预防艾滋病；因为要追求快乐，所以要戴套，因为得了艾滋病就没法快乐。这样的解释，比起目前这种基于恫吓而去刻意营造"杯弓蛇影、人人自危"的做法，哪个更容易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呢？

　　笔者之所以"小题大做"，是因为"安全套"这个称呼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它根本没有考虑过：至少在目前中国的大多数性伴侣之间，还不可能坦率地讨论任何与性有关的问题，还无法彻底与"人情社会"的传统决裂，无法去搞什么"理性选择"（仔细地权衡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因此，这个套子应该叫做什么，还是要靠"逮住耗子才是好猫"的思维才行。如果闭目塞听地把"安全套"的称呼奉为经典，甚至以此来抨击别人"不科学"或者"落伍"，那就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食洋不化，甚至是挟洋自重了。这，实际上不利于预防艾滋病的大业。

　　附：听证陈述人简况

　　潘绥铭，男，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性学会副秘书长，卫生部预防性病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婚姻专家委员会委员，新闻出版署色情与淫秽品鉴定委员会委员，美国性科学研究会国际会员。

　　主要著述：《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中国性现状》；《性，你真懂了吗？――21世纪性学读本比例》；《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译著）；《女性性行为――金西报告续篇》（译著）；《美国人的性生活》（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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