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一些人把放置安全套当成鼓励卖淫嫖娼，认为这预示着国家将要将性交易合法化，因而进行激烈的反对。事实上，正如有些人所说，公共场所放置安全套，就像让司机系安全带一样，并不意味着鼓励他交通违章。这不过是减少因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一种措施而已，没有别的任何言外之意。今年3月1日，《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与《艾滋病防治条例》同时正式实施，公安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娱乐场所存在的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这就足以证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是一方面要求在娱乐场所放置安全套预防艾滋病，另一方面坚决打击卖淫嫖娼，两手都要硬。

　　第二个问题是，要正视娱乐场所存在嫖娼卖淫等性交易的现实，也要承认通过治安措施治理这种丑恶现象的难度。人们(尤其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场所放置安全套存在疑虑，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放置安全套，就意味着承认我国存在严重的卖淫嫖娼现象，而这种丑恶现象，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是一度被斩草除根了的，现在，如果承认这种现象存在，是不是对于国家形象有损害？是不是表明当地治安工作做得不好？这种认识，是一种讳疾忌医的办法。事实上，对于卖淫嫖娼现象，不但要承认其存在，还要承认铲除这种现象决非易事。从中国来说，商业性的性交易行为从管子主政的春秋时代就开始了，至今近3000年不能灭绝，在世界上，消灭卖淫嫖娼也是一件极为棘手的工作。因此，既然娱乐场所的性交易确实存在，而根治的难度很大，那么，一方面严厉打击这种行为，另一方面也放置安全套，使逃脱打击的性交易者能够有效保护交易的双方，就是明智的选择。

　　第三个问题是，娱乐场所的安全套，能不能作为卖淫嫖娼行为的证据问题。此前，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在搜查娱乐场所后，将搜出的安全套作为这个场所存在卖淫嫖娼行为的证据。这种做法，对于娱乐场所的经营者来说，无疑是一块心病。一方面，卫生防疫部门要求放置安全套；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却要将它当作涉黄的证据，经营者从安全保险的角度来说，就会对放置不积极，宁可被卫生防疫部门罚款也不愿被公安部门处理。这种选择非常可以理解。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到底如何看待从娱乐场所搜查出来的安全套。这次记者采访中，公安方面以没有政策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这让记者仍然为此感到担忧。当然，2004年，包括省公安厅在内的省直9部门出台《甘肃省国际合作艾滋病防治项目实施方案》，提出要重视和改进对服务行业安全套的供应，同时在项目点选择部分娱乐场所、宾馆客房放置安全套。这应该是公安机关对这个问题的正式立场。另外，《艾滋病防治条例》由国务院制定发布，从法律层次来说属于行政法规，对作为政府部门的公安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公安机关以安全套为证据，则与《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原则向抵触。因此，公安机关本来不必再求助于新的政策，严格依据条例，就可解决这种矛盾。

　　公共场所放置安全套，仍然还是一个问题。但是，考虑到艾滋病肆虐的严酷性，放置安全套却是最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