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经历了千万年的洗礼，曾经辉煌的古文化很多已经销声匿迹，中华文明的傲然独立是人类文明的奇迹。究竟是什么创造了这一奇迹？考察其他古文明的消失原因，印证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应是必要条件。而中国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到底代表什么？是文化？是管理？还是文化蕴涵着管理？那么，如果不再以对接现代企业管理为直接目的，不再纯粹的以合乎管理学的语言为表达约束，而是从历史中体悟管理和管理学的深意又会是什么样一番天地呢？

　　三种主张对管理体系建立的影响

　　一直以来非常关注中国管理学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朱槠基同志，曾在1996年7月25日指出：“今天到了要大力提倡改善中国的管理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的时候了。确实需要强调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对管理的重要性，宣传得还太少，要大力宣传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要大力提倡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中国需要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来改革、发展和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管理方式，以与中国特色的发展取向和管理资源相适合——一定的管理理论体系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整个20世纪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的三种主张——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以便为我们的大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向度。

　　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倾向仍然存在。事实上，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惯性是在血液里流淌的，学习外来经验不可能如同电脑更新数据一样把植根于自身传统的文化观念彻底覆盖，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深层原因。

　　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其中尤有甚者，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认为中国100年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岐出”、“以夷变夏”的路；甚至主张“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

　　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事实上，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早已给我们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立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