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国企效率低下的一种逆反，“管理科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但是实践的发展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一方面，管理的科学化难以尽如人意，另一方面，管理挥之不去的人文性质演绎出了更多的无法用“科学”解决的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企业既需要加大激励的力度，又要念响公司治理的魔咒。在科学与人文的二律背反中，需要人们重新认识“管理科学”的语意。

　　对管理科学的再认识

　　毫无疑问，管理应当是一门科学，但遗憾的是管理本身至今没有得出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定义。我手头有一本美国怀尔德著(台湾陈卫平译本)《管理大师如是说》，有趣的是，作者作为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家，他所汇集的一百二十三位杰出经理人才的“金言”，对什么是管理也莫衷一是，作者自己说：“这是一个我既不愿意提出，也不愿回答的问题。”再翻开案头我国1979年出版的《辞海》，竟没有对“管理”进行注释的条目，这就对管理进行科学的界定带来了问题，需要对将“管理科学”作为价值指向进行反思。

　　首先，科学管理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并不能代表管理科学发展的全部内涵。作为一种理论，科学管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形成的，又叫泰罗制。如果说它是那个摩登时代的主流认识，那么管理的发展已经进入了21世纪，其主流地位早已被新的实践与理论竞相代之。实施科学管理或许是一种理想境界，但是具体到管理实践，如果认为管理的发展趋势就是科学管理，很可能是一种历史认识的倒退，即退回到19世纪末的市场环境。如果以为在现代企业中像泰罗制那样进行管理就能在市场上取胜，不是一厢情愿，也是在刻舟求剑。

　　其次，管理科学作为诸多流派之一，并不能取代其他流派的理论贡献。应当承认，在管理中坚持科学的态度并没有错，管理科学仍然是当今一种重要的流派，管理数量学派、数理学派、运筹学派等等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定要在管理中刻意推行科学主义。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与管理科学学派相媲美的还有行为科学学派，后者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兴趣的简单转移，而是管理科学的缺陷所致，它无法解决管理环境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且人的情感、智力等等因素至今无法被量化。尽管人们对管理科学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止，实际上，当我们把“管理科学”作为企业管理的价值指向时，隐含着的“科学”的标准是西方式的，是希望达到西方当代科学所认可的状态，比如数字化、工具化、可分解、可重复使用等等，这种冷酷的科学化既是对人性的漠视，也不尽符合东方文化的实际。